信仰从何而来?
理性主义者发现,人们对信仰的普遍性和持续性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近期的心理学研究揭示了人们先天就会偏好用目的论思维解释世间万物,这有可能回答了上面这个难题。
什么是信仰?怀疑论者、无神论者、人本主义者、理性主义者们反复讨论着这个话题,支持和反对信仰的人始终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随着人们的信仰不断多样和改变,这种讨论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为什么信仰”与“什么是信仰”不同,随着对人类认知功能的研究和知识不断累积,这个问题已经能够根据生活经验、科学以及心理学等知识来回答。
大量的调查表明,根深蒂固的信仰普遍都集中在对超自然事物的信仰中,它的名字可能是上帝、神仙或者鬼魂。对于这些信仰,过去通常简单斥之为迷信。但是为什么很多聪明的、受过教育的、意志坚定的、生活幸福的人,会去信仰那些无证据的、武断的、逻辑错乱的超自然事物?这表明我们人类普遍存在着一种重大的认知误区。
幸运的是,近期的心理研究为我们揭开了人类存在着“以目的论为导向的错误直觉”。基于这种强大直觉的力量容易把我们引向对于超自然事物的信仰。
科学和哲学论断几乎不起作用
一些人会争辩说他们能够直截了当地回答“为什么信仰”这个问题。答案就是“因为有证据”。这样的答案或许对“为什么相信太阳通过聚变产生能量”类似的问题是合适的,因为已经搜集到了相关的证据,并且对于这类观点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它不能用来解释世界上每个地区文化中无处不在的对超自然事物的信仰。即使经过数千年的研究和争论,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没能形成共识。
大量聪明的、富足的、受过教育的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的存在,以及在对“哪种神灵是真”上存在的数百种彼此矛盾的观点,都清楚地表明科学和哲学论断丝毫不起作用。现有的证据都明显不足以解释对自然事物的广泛信仰。类似的问题同样也困扰那些相信不明飞行物、外星人、水怪等东西的人士。这些例子的共同之处就是缺乏一种认知,即什么能够构成真正的证据。从理论上讲,如果能告诉人们什么是真正的证据以及为什么,那么他们或许就能够不为到底有没有上帝而困扰。
然而,就宗教信仰而言,科学和哲学的抨击很少起作用。人们会主动寻求信仰,甚至为自己创造信仰,而不是因为错误的推论才选择信仰的。这就像是我们现代人诞生时的默认配置。
所以,仅仅向有神论者解释是行不通的。只是说“你没有充分的证据,所以有可能错了”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就是知道”自己是对的;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他们的信仰不对,并且很多人与他们有同样的认知。他们觉得应该把这些指摘反加在无神论者身上。
如果逻辑和证据不能解释一些普遍存在的超级力量,那么人类的本质就会选择去相信它。对这类信仰一定存在着某种内在冲动和认知倾向。虽然缺乏大量的证据,但几乎每个地方的文化都包含着形而上的元素。因此,“为什么人们信仰鬼神”是个有关本能和认知倾向的心理问题,可以从心理和科学层面分别做出回答。
过去的心理学解释
多年来,一些针对这种心理现象的解释层出不穷。但很显然,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解释既全面又可靠,能够使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下面所列举的是一些对信仰有趣而实用、但并不完备的解释。
对死亡的恐惧
意识的代价就是醒悟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恐惧感敦促每个高等生物做出逃避死亡的行为。对于人类来讲,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本能,因此人们有强烈的动机去自我欺骗,相信一定会有来生,这样的话就能够期望有一天会与已故的至亲再续前缘。
然而,这并不能完全解释普遍存在的信仰。而且宗教信徒看起来和无神论者一样恐惧死亡并且悼念逝者。出于恐惧而生的“来世说”除了鼓动“自杀式袭击者”外对于其他人并不是很奏效。所以对死亡的恐惧只能解释一部分人的鬼神观念。
控制人的欲望
作为一名无神论者,哲学家尼采赞同宗教作为一种工具,能为少数精英阶层(超人)所用,来控制易于受欺骗的大多数人。这样的例子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胜枚举,宗教既被用于国内社会统治,也被用作是争夺权力、财富、土地的借口来发动战争。
但是统治精英们不大可能永远成功地用不会实现的空头支票欺骗大众。人们最终会想看到“皇帝的新衣”。控制欲可以解释宗教的结构,而非它们的主张。例如,苏格拉底提出了社会阶层的“金属论”:“虽然在这城邦里他们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高贵的,有资格做统治者。在有的人身上加入了白银,他们适合做辅助者(军人)。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只有第一类人才能做统治者。
直接的宗教体验
一些人选择把他们的神秘经历、用药幻觉、精神疾病发作、濒死体验或者做的梦都当成是精神世界和鬼神存在的直接证据。然而,此条“通往”灵界的道路绝对是“羊肠小道”。因为这并不能解释信仰鬼神的普遍性,相信上帝本身的人比相信“见过”上帝的人还要多。神经学和心理学上的解释就是从这些经验中不断完善的。
一种演化优势
来自贝尔法斯特大学心理学家杰西·白令(Jesse Bering)宣称相信有超自然存在来监督和惩罚现实世界的倾向,能够使人们具有演化所必需的合作、守序、耐心以及自我约束等优势,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更容易繁荣昌盛,至少也能够使每个人生存下来。然而,这种说法也引起了热议。相比较个人在自然选择中的生存竞争,它倾向于描述对社会文化的自然选择。
此外,我们并非试图去弄清楚对某个特定的神的信仰。我们只是去了解一种认知特质、认知技能、认知倾向。由于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确定这类倾向到底是何物因而不能假定这类倾向总体上是令人满意的或对演化是有益的,也不知道到底哪一种倾向对个人的生存优势有帮助以及为什么?所以信仰鬼神是为了取得“进化优势”这种说法还是值得商榷的。
人生意义的需要
人生的意义是一个认知概念,只有在意识个体审视的时候它才会出现。一个人的人生意义可以通过内在或者外在获得。通常来讲,内在的人生意义包括个人成就、繁育后代、对人类的贡献和对同伴的帮助等。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来源并不太足够。那么外在的人生意义就是个很好的补充,包括避免下地狱、取悦神、敬畏神等。这些都是相对简单和幼稚的行善积德和苦中求乐的动机,如同他们对一些自然现象仅仅能提供简单且不成熟的解释一样。当孩子问道“为什么我要守规矩”时,只要告诉他们“因为是我告诉你这样做的”,“因为这样做很好”或者“因为这是上帝的要求”诸如此类的话,他们就会心满意足。但是对于成人来讲,同样的问题会从“究竟会不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对社会是否有益”这个层面来寻求答案。
所以,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可以部分地解释对超自然事物的信仰。但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如此多的人更关注外在的人生意义?类似地,人们渴求知识和解释。但是为什么在面对一些自然现象时人们会立刻联想到“这是因为神的安排”呢?
以目的论为导向的错误直觉
心理学家黛博拉·克莱曼(Deborah Kelemen)的研究兴许能帮助我们填补理论上的空白。作为美国波士顿大学儿童认知研究实验室主任,克莱曼发现,儿童生活在一个“世间万物存在即有目的”的世界里。目前已经有大量证据可证明儿童对事物的判断常常以目的论为导向,他们更乐意相信万事万物皆因某个目的而产生,却不会从物质本身去解释其存在的合理性。比如,若问及史前的岩石为何较为尖锐,孩子们会回答“因为这方便动物们挠痒痒”而不是“这是由物质常年变化而成的”。
早期的儿童教育对儿童的目的性认知鲜有影响,十岁之后儿童才会逐渐转变认知方式。对于“某类动物为什么会存在”等问题,原教旨双亲和非原教旨双亲的孩子会分别给出“上帝创造了它”和“人类创造了它”的答案,而不是“它是进化而来的”或“它就出现了”。不过,这种以目的论为导向的认知会在孩子11岁之后慢慢减弱,但是由原教旨双亲抚养的孩子例外。
儿童的认知被演化为目的论毫不奇怪,因为幼儿的整个世界就主要由最大的目的—父母构成,儿童必须按照目的论来运转它的世界。在成长过程中,儿童接触父母,父母帮助儿童,最终融合为家庭。儿童的认知形成得越早、越深入,对于他们的成长越是有益。相较于此,孤独症儿童是一个反例,由于缺失来自父母的关爱和沟通,孩子与父母在思维上的联系无法建立,也无法得到情感上的保护和重视。导致许多孤独症患儿在无法控制外部环境的情况下,无奈选择了绝食、离家出走甚至结束自己的生命。
儿童的目的性认知思维不仅在于对人类社会的认知,同样也延伸至自然界。他们本能地认为人创造了人类社会,而上帝创造了自然,正如克莱曼所说,“所有已知的人类宗教都包括超自然事物和人为的因果联系”。
荒野钟表是传教士的经典说辞,在将钟表与自然比较时认为钟表的复杂性表示其为人造物,但又以自然复杂性表示自然也是受造物。
以非目的性的还原论阐释自然规律是人类思维的最新发展,但是目前还并不成熟。以进化论为例,将其定义为在某种需求驱使下有意识的塑造力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人脑并非冲着“有意识”才进化的,而是大脑进化了,人类才具有了意识。原因是客观存在的,而目的论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罢了。
亚里士多德曾将起因分为“动力因”(物质和事件起因)和“终极因”(目标、功能和意图)。然而不幸的是,他的研究重心偏向于后者,倾向于使用目的论的阐释方法去论述自然现象。在其看来,叶子是为了庇荫而生长,水是为了滋养生命而存在。自文艺复兴时期起,自然科学家已经公开表明在探究事物本源时不再使用目的论的解释。然而事实并不乐观,迫于心理和客观上的压力,许多自然科学家又回到了错误的观念中,比如“因为树产生了氧气,动物才能够呼吸”。这种混乱的目的性解释不仅普遍存在于儿童的认知思维里,在人类的思维发展历程中也占据着重要一席。
研究“为什么信仰”这个问题,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想要的和不想要的东西。目的论引导下的直觉是强大的、与生俱来的,因此更易被儿童和青少年所接受。倘若迫使他们离家独自到荒山老林里生存,当他们看到食物不是常见的现成模样,而是高高挂在枝头的果实时,这种直觉将会分崩离析。同样的道理,人类也应该充分利用知识和远见来避免目的性世界观干扰自己的判断,同时必须不断追求更加成熟且理性的思维方式。
克莱曼总结道,目的性认知具有发展早、顽固、难以替代等特质,尽管在认知逐渐成熟和教育的影响下逐步隐藏,但并不会消失。因此,宗教信仰本质上是天然的认知也是文化韧性的产物,“目的论即是宗教信仰的根源,全世界的宗教无一例外。”而这一论点恰好可用《圣经》里的句子加以总结:“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哥林多前书13∶11)
编译/姚达(科学世界2015年第2期“破密辨伪”栏目,本栏目由中国反邪教协会协办)